中国领导干部网山东讯：2013年11月26日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山东曲阜，在孔子研究院发表了重要讲话，提出要搞好四个讲清楚：一是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、文化积淀、基本国情不同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。 二是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。三是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，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。有的外国元首看长城，觉得中国人是爱和平的，不进攻侵略，而是防守自己的家园。我认为长城还象征凝聚力，外来的东西，进来后也变成内生的东西，中华民族是融合的，一定要把外来的本土化。佛教也是外来的，变成我们本土的了。所以我说，承认文化的多元性，一定要承认政治的多元性。四是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、反映中国人民意愿、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，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。要讲好中国的故事，像孔夫子一样，因材施教，对不同的对象，要有不同的、能产生共鸣的表达方式。”
“我这次来曲阜就是要发出一个信息：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。”这次关于“泰山—宁阳—曲阜”文化中轴线的研究报告，便是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，将以泰山为核心的圣山文化圈、以宁阳为核心的大汶口文化圈、以曲阜为核心的圣人文化圈，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思考布局，跨越目前行政区划造成的文化分割，这个北有泰山、南有曲阜、中有宁阳的文化中轴线，将这直径不到100公里、方圆100公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，进行一次大整合，这对提高我们的文化自信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具有特别的意义。
一、从曲阜圣人文化圈与泰山圣山文化圈的关系，看“泰山——宁阳——曲阜”文化中轴线。
朱衡于明嘉靖三十九年(1560年)五月任山东巡抚，当年十一月即在泰山盘路起步处建“孔子登临处”坊，引起了人们对孔子与泰山关系的深入思考。如嵌于“孔子登临处”坊东侧台基内的万历二年(1574年)《红门验单官题名记》碑文，就记录了游士李邦奇的感想：
“泰山，山之至也;圣人，人之至也;经文，文之至也。是故，微泰山不能喻圣人之神，微圣人不能敌泰山之高，微经文不能阐圣人之幽。是故，诵岩岩之章，而恒衡嵩华失其山;思孔子之登，而秦汉唐宋失其人;睹大学之篇，而磨崖石经失其文。”
这篇450年前的碑文，将泰山与孔子紧紧联系在一起，这个紧密，不久仅是指孔子登临泰山的这一历史事实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孔子与泰山在精神上的契合。
孔子
孔子不仅到过泰山，而且对泰山十分景仰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称：“孔子病，子贡请见。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，曰：‘赐，来何其晚也?\'孔子因叹，歌曰：‘太(泰)山坏乎!梁柱摧乎!哲人萎乎!\'因以涕下。”他把自己的生命和人生价值观念，与泰山联系在一起，可见泰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。孔子是中国思想界的至圣先师，他本人登临泰山，一方面是泰山崇拜的事实存在，另一方面又强化着泰山崇拜，互为因果，相得益彰。今日泰山的“孔子登临处”和“望吴胜迹”还使人留连忘返、不胜其情，这不仅是泰山的光辉，也是孔子的光辉;是孔子的遗迹，也是泰山的胜景。
孔子到泰山，还和孔子的“仁政”学说密切相关：孔子过泰山侧，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，夫子式而听之，使子路问之。曰：“子之哭也，一似重有忧者。”而曰：“然。昔者吾舅死于虎，吾夫又死焉，今吾子又死焉。” 夫子曰 ：“何为不去?”曰：“无苛政。”夫子曰：“小子识之，苛政猛于虎也。”(《礼记·檀弓下》)
孔子学说的政治价值观就是“仁政”。他一生周游列国 ， 反复宣传 ，其目的就是“仁政”。孔子过泰山侧，通过妇人哭于墓这一故事，来表明他反对“苛政”的态度。由此开始，“苛政猛于虎”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学中一个著名的命题。反对“苛政”，就必然提倡“仁政”。孔子学说的政治主张和泰山联系在一起，无疑会强化泰山在倡导“仁政”思想的政治、文化地位。可以讲，泰山是孔子思想升华的圣山。
明朝万历十四年(1586年)查志隆撰《岱巅修建孔庙议》，对历史上有关孔子与泰山的关系的史迹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集与考论，包括：①孟子云“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”。②《礼记？檀弓》所记孔子过泰山叹残暴的政治猛于虎。③《列子》载孔子游于泰山问荣启期之“三乐”。④《韩诗外传》云颜子与孔子上泰山望吴阊门之系白马。⑤《孝实录》载曾子耕泰山下思其父母而作《梁山歌》等。这是历史上首次对泰山与孔子关系，进行系统而完整整理的文献，为泰山与孔子的关系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基础，得出了“泰山胜迹，孔子称首”的结论。
查阅明代相关史料，我们发现在泰山极顶孔子庙建成之前，与孔子有关的景观有以下几处：一是红门“孔子登临处”坊、二是岱顶挟仙宫、三是岱顶孔子崖、四是十八盘过化楼。
明朝泰山孔子庙的建设，历时27年。当时的学者查志隆，便将孔子与泰山的关系，定为“圣哲中之有孔子，犹山阜中之有泰岳”。到了清朝，对孔子庙一直不断维修，当时的诗人汪稼门，在乾隆五十七年(1792年)所作的七古长篇《登岱》中写道：“孔子圣中之泰山，泰山岳中之孔子”。上述这几句话可谓经典，它将孔子与泰山的精神关系，给予了最为精准的说明。今天的我们，应当很好地继承祖先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，更加自觉地将曲阜圣人文化圈与泰山圣山文化圈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。
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人生观、道德观、价值观的集中表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儒家思想便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轴心。形成中华民族的主导力量，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。发源于以曲阜为核心的儒家文化，向四周辐射，影响所及周边的广大地区，可以说，中华民族存在的主要标志，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。此文化存在，中华民族就存在;此文化消亡，则中华民族就难以生存。所以，我们倡议建设“泰山——宁阳——曲阜”这一文化中轴线，就是要防止将中华优秀文化，因今天的行政区划而碎片化，因碎片化，更讲不清楚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所以，我们呼吁，尽快将这条中轴线长约100公里、方圆100公里，并拥有两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大文化圈，形成一体来规划。
2012年12月，山东省政府与国家文化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，文化部将曲阜及周边文化资源富集地区的文化建设，作为一个特别地区对待，与山东省共同探索在传统文化资源富集地区推动科学发展的新理念、新路径。2013年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，又落户曲阜。止目前，全球已开办孔子学院近500所、开办孔子课堂700多个。可以讲，这些重要举措，对加快推动“泰山---宁阳---曲阜”文化中轴线构想，都十分有利。
二、从历代帝王泰山封禅、曲阜祭孔，看“泰山——宁阳——曲阜”文化中轴线。
“国之大事，在祀在戎”，祭祀代表着传统国家的最高信仰与价值取向，传统社会中，孔子与泰山的祭祀权力牢牢地被帝王垄断着。而且自秦始皇封禅泰山开始，就形成了帝王祭祀泰山、必到曲阜祭祀孔子的惯例，这表明泰山与孔子，在帝王心目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。
泰山日出
例如：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东行郡县，上邹峄山。立石，与鲁诸儒生议，刻石颂秦德，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。
公元56年，东汉光武帝刘秀封禅泰山，孔子后裔褒成侯助祭泰山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据《魏书》载，450年，太武帝拓拔焘南征，“过岱宗，祀以太牢。至鲁，以太牢祭孔子”。
献文帝拓拔弘在468年，“以青徐既平，遣中书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币祀于东岳，以太牢祀孔子”。
495年，孝文帝南征齐，“夏四月己未，行幸瑕丘，遣使以太牢祠岱岳。……庚申，行幸鲁城，亲祠孔子庙”。
666年，唐高宗封禅泰山，正月十九日，离开泰山。二十四日到达曲阜，祭祀孔子。
725年，唐玄宗封禅泰山，十一月十四日，离开泰山。二十日，到达曲阜致祭孔子。
1008年，宋真宗封禅泰山，二十七日，离开泰山，到达宁阳太平驿。十一月初一，到达曲阜，祭拜孔子。
1757年四月，清朝乾隆皇帝南巡返回途中，先到曲阜祭孔子，然后北上泰山祭祀。
1762年，乾隆第三次南巡，先遣官祭泰山，后到曲阜祭孔子。他返回北京途中，则先到曲阜孔子庙，后到泰山。
乾隆在《送五弟奉命往祭阙里文庙序》一文中写道：“盖谓得登圣人之堂……犹之登泰山之高者……既登圣人之堂，又登泰山之高，诚敬之日积，仰之日深。”
由此可知，泰山与曲阜孔子，成为帝王们重点推崇的祭祀对象。由于这两个地方地理邻近，意义同等，交通方便，所以祭泰山者，往往祭孔子，反之亦然。在历代帝王中，乾隆皇帝对孔子与泰山之间的紧密关系，分析的最为透彻。
那么，历代帝王为什么对泰山的祭祀如此重视呢?这是因为，祭祀是中国古代帝王的一种宗教式活动，其中以在泰山举行封禅祭祀仪式的次数最多，影响最大。唐代张守节在给《史记》作的解释中，给“封禅”一词作了概括，他说：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，报天之功 ， 故曰“ 封 ”。在泰山下小山上除地，报地之功，故曰“禅”。《 五经通义 》讲：“易姓而王，致太平，必封泰山，禅梁父，为何?天命以为王，使理群生，告太平于天，报群神之功。”
所以，泰山封禅便成为一种规模盛大的祭祀典礼，其隆重的程度超过了历代帝王登基的仪式。可以讲，任何一位皇帝都有登基即位的仪式，但并不是每位皇帝都可以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。帝王要上泰山封禅祭祀，则一定要有政绩，因为封禅大典是盛世的标志。
泰山与帝王结缘，还源于泰山神的不断人格化，直到最后变成了一个帝王的形象，泰山也由此变成了帝王之山。历史上比较有特点的几次封禅是：
秦始皇的封禅，基于他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王朝，他认为自己的文治武功，超过了传说中的72帝王，因此，他要将这种传说中的典礼搬到现实中来。秦始皇封禅的另外一个原因是，秦王朝的统治中心在关中地区，从地理方位来说属于西边，而泰山在东方，秦始皇封禅以此显示威武，慑服刚刚被打败的六国诸侯。
汉武帝的封禅，主要目的是用封禅来夸示大汉打败匈奴的国威。
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封禅，则是武则天夺取皇位的一个前奏，因为之前历代帝王的封禅只有皇帝，没有皇后。但是唐高宗的封禅，既有皇帝高宗，又有皇后武则天。武则天充分利用封禅大典的政治效应，为自己登上皇帝宝座，做了很好的铺垫。这次封禅的一个很大亮点在于，很多来自西域和日本、东南亚等地的使节参加了封禅典礼，显示了唐王朝万国来朝的繁荣景象。
泰山海拔高度是 1545 米 ，其高度在中国高山中，并不是名列前茅，但泰山的名气却大大超过一般的名山。这首先是因为在泰山南侧，是一片平原，主峰突现，直入云霄，人称“拔地通天”、“东天一柱”。在视觉形象上，显得特别高。不像其他名山，主峰被许多小山峰簇拥，虽有众星拱月之势，但在视觉形象上，却大大降低了高度感觉，反而显得相对的矮小。在没有科学的测量办法之前，人们常常依靠视觉直观判断，以为泰山最高，上通天庭，这是合乎情理的。其次，泰山的位置是山东省的中部，以泰山为中心，南到长江，北到燕山，东到大海，西到河南西部，在这个范围内，也确实没有一座山的海拔高度，可以和泰山相比。
泰山与其他名山不同的最主要原因，就在于泰山是一座精神之山。如我们语言中的“国泰民安”、“重于泰山”、“泰山北斗”、“泰山石敢当”等，都来自泰山文化，可以说，泰山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。
世界上各大文明体系，几乎都有对名山的崇拜，也有各自尊崇的神山圣岳。众多的世界圣山，为了解中华圣山泰山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照。很早就有学者开始将中外名山作比较审视，如清代外交家张德彝在《再述奇》中称，日本富士山“国人敬之如华人之虔奉泰山”。德国学者卫礼贤在《中国心灵》中，称泰山是“中国的奥林匹斯山”。法国总统密特朗称圣米歇尔山是“法国的泰山”，都是基于这种文化比较的视角。
这种比较研究，对进一步把握泰山文化的特质，是有帮助的。如泰山被称为是“中国的奥林匹斯山”，在世人的心目中，奥林匹斯山正是希腊文化的象征，与我们心目中的泰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，则是完全一样的。所以，国学大师季羡林讲:“泰山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象征之一。欲弘扬中华文化，必先弘扬泰山文化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”。正是这个原因，一些专家在2003年便开始呼吁将泰山定为“国山”。
泰山、孔子，同为两大世界级品牌，是我国最好的两张文化名片。泰山距曲阜不足100公里，在两地之间，就是以宁阳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遗址，。这不足100公里的路程，可谓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化大道，是一条完整的文化中轴线。所以，以泰山为核心的圣山文化圈、和以曲阜为核心的圣人文化圈，完全可以互为依托，联合造势。
三、从大汶口文化与泰山圣山文化圈、曲阜圣人文化圈的关系，看“泰山——宁阳——曲阜”文化中轴线大汶口文化(公元前4300年 - 前2500年)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父系氏族社会的典型文化形态。大汶口文化遗址，坐落在宁阳县磁窑镇堡头村和泰安市郊区汶口镇卫驾庄之间，跨汶河南北，总面积约 80 万平方米，除出土陶、玉、石、骨器外，最为人注目的，当是墓葬形式。据发掘报告，墓葬以男、女分葬为主 ，也有成年男女合葬的，女性处于从属地位。大约在大汶口文化时期 ， 母权制开始消失 ， 而父权制已产生。在山东莒县陵阳河诸城前寨遗址中，发现了更令世人高度关注的刻纹：
上面的圆形是太阳，中间是火焰，最下面是泰山。泰山之巅，冲天的火焰腾空而起，熊熊的火焰舔向初升的太阳。早在五千年前历代帝王就来到泰山顶上，迎着朝阳，燃起柴火，向上天报告，他代天理民，替天行道，求天保佑国泰民安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柴于上帝”，与此同时，四方诸侯也各自登上境内的高山向泰山遥祭，也就是所谓的“望秩山川”，整个仪式合起来叫“柴望”，这种仪式被以后的帝王长期沿袭，成为最为神圣的封禅大典。《史记.封禅书》中记载：“古者登封泰山，封可见者七十有二。”如今泰山顶上玉皇庙内悬挂的“柴望遗风”匾额，说的即是此事。
在原始农业形成以后，原始氏族所崇拜的第一尊神，应是泰山上望到的冉冉升起的太阳神，神圣的太阳给人们带来了丰收和希望。该图像反映了先民的自然崇拜意识，反映了人们对泰山的崇拜越来越强化。历史发展到西周、春秋、战国之际，泰山崇拜就由先人的原始思考状态，进入到以管仲、孔子、孟子为代表的哲人思考阶段。
众所周知，从西周到战国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繁荣期，著名的百家争鸣和他们的传世之作，给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管仲、孔子、孟子不仅对泰山崇拜 ， 而且对泰山还进行了考察和研究。《管子》一书中曾收有《封禅篇》，专门记述泰山封禅的历史。齐桓公是春秋“五霸”之一，有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的威望和功绩，尚不能封禅泰山，由此可见，泰山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，其地位何等崇高，其影响是何等巨大。至于孔子、孟子，他们对泰山就更为关注。《孟子》一书不仅提到泰山，而且将泰山作为高大、稳重的象征，著名的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的话，就是孟子在谈话时引用先师孔子的名言。
由此可知，大汶口文化是泰山圣山文化、以及曲阜圣人文化的母亲，他们是一脉相承、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。大汶口文化的核心地带在宁阳，宁阳正处在从泰山到曲阜的交通枢纽上。秦朝统一六国后，秦始皇巡狩天下，巩固统治。巡狩需要良好的道路交通，修建驰道就成为重要的治政内容。丞相李斯曾陈述自己的七项功绩，修筑驰道就是其中之一。《汉书·贾山传》载，秦修驰道，有两大干线，“为驰道于天下，东穷燕、齐，南极吴、楚，江湖之上，濒海之观毕至。道广五十步，三丈而树，厚筑其外，隐以金椎，树以青松。”
秦驰道成为秦统一后，中央政权连接地方政权的重要交通线，《史记·封禅书》载秦始皇“即帝位三年，东巡郡县，祠邹峄山，颂秦功业。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，至乎泰山下”。这样，秦始皇二十八年(前219年)，秦始皇沿着这条驰道，先到邹县祠祀峄山。又带领七十齐鲁儒生经过曲阜、宁阳，来到泰山封禅。驰道经过的地方，自然是当时重要的经济、文化和交通中心。经过宁阳的这条驰道将曲阜、泰山两个重镇紧紧地联系起来。
汉代对秦的驰道有所修整，从山东来说，汉时修筑道路和皇帝到山东巡游，与封禅泰山有关。仅以汉武帝为例，他在位54年，到山东10次，其中封泰山9次。汉武帝仍是沿着秦始皇的足迹到泰山封禅。可以断言在唐朝乃至唐以前，宁阳一直是联接曲阜与泰山的交通枢纽。
明代名将宁阳人张登云(1553-1639年)在《赠徐南图明府入觐序》一文中称：“邑在泰山、阙里中，缙绅过是都已络绎不绝矣。近五岭途辟咽喉，九省冠盖子午，费出无算。”可谓是对宁阳地理位置的准确概括。清代宁阳名人曹伯恩在《梧桐峪记》中，记载了宁阳与曲阜之界山石门山，他称：“北望东岳、徂徕、新甫，翠屏千仞，遥列百里外。……遥见汶水如带，泗水出尼山后绕曲阜西南流，历历可指。”
从这些历史的记载可知，大汶口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宁阳，正好处于泰山圣山文化圈和曲阜圣人文化圈中间的核心地带，正位于泰山---曲阜这条中国文化大道的中轴线上。为此，我们通过研究认为，将上述两个文化圈，融合成一个大文化圈，进行一次整体布局规划，这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，树立文化自信，促进这个100公里中轴线、方圆100公里的大区域旅游事业发展，都将具有长远战略和现实意义。
